此外他还发现，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技术进步，未能给整个群体带来任何显著、长期的物质福利改善，因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类似，人类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。创新可能导致少数几代人的物质繁荣度提高，但人口增长终会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线上。这个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“马尔萨斯陷阱”异曲同工

马尔萨斯陷阱”是指，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，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，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，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。

但并不是说技术带来的增长完全不会跳出“马尔萨斯陷阱”。实际上，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，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，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，逐渐强化，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。由此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周期。

在这个周期内，生育率将呈现下降趋势，加上创新力量具有内在的潜力，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。生态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转型，教育回报提升和性别平等改善促进人口增长率继续下跌，进而减轻环境负担，可以在维持当前经济增速的同时，缓解全球变暖趋势。

新的社会采纳了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性别平等的文化特性，它们随即成为人口大转型与可持续增长体制的核心发动机。

不可忽略的一点是，新技术范式的发展，还需要社会的重组，一些社会不再依附于以前的方式。

虽然工业革命之后，英国、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实力超越中国，但盖勒对「甲子光年」表示，随着当下中国也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发展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，中国将再度崛起，“目前，很明显地看到，中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前进，这是不可阻挡的，因为中国采用了新技术。但未来看，这种增长率会下降。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它将趋同于我们在世界上先进的社会中看到的增长水平。”

这种增长的背后，不单纯是技术转型，而是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。

用政策和教育，使凝聚力和创新力效用大化

尽管人类多样性是经济繁荣程度的有力决定性因素之一，但各国的命运并非早已注定。